【时评】降低法援门槛 让农民工维权一路绿灯

　　近日，“一名在工作中受伤农民工获得180万元赔偿款后支付90万元律师费”事件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质疑律师费过高，风险代理工伤赔偿违法。风险代理即俗称的打赢官司才收取律师费。

　　网友的质疑主要是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三）项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即：

　　请求给付工伤赔偿的案件，律师事务所不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但司法实践中，一些判例并不否定风险代理工伤赔偿的合法性。比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8055号判决书指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并非由国务院制定，其性质也非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不能成为认定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无效的依据。

　　可以看出，风险代理工伤赔偿是否合法，目前尚无定论，我们没必要去争论。况且，广州市司法局已介入，我们静候结论即可。但是，高额律师费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此案见诸报端后，很多网友就如何把高额律师费“降”下来积极建言献策。有人认为，可以提高法援律师的补助标准，吸引更多律师以更大热情投入到对农民工法援事业中来。也有人认为，可以参照深圳做法，让输官司一方出律师费。

　　依照《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国家和省、市也通过财政补助等方式为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提供经费支持，虽说不多，但基本能解决律师在从事法援活动中产生的资料费和差旅费等。所以，如要再提高补助标准，甚至要向一般委托代理收费看齐，不合适。

　　《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是最高不超过五千元；超过五千元的部分，由劳动者承担。”可见，参照深圳做法，确实可以减轻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但只是“杯水车薪”。

　　笔者认为，要真正让高额律师费“降”下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是最佳办法。

　　目前，国家对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门槛已经很低了，但还有再降低的空间。目前，对工伤赔偿的法援，要求的是已经被认定为工伤的案子。

　　实践中，很多工伤农民工不能及时获赔，第一道关卡就是工伤认定这环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申请工伤认定，需要用人单位配合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如果用人单位不予配合，劳动者又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社部门是不会受理的。

　　而取证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对农民工尤其是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来说“难于上青天”。众所周知，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大多是“包工头”带来的，而“包工头”是没有用工资质的自然人，农民工平时维权意识差，不会或不懂去收集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一旦遭遇欠薪或工伤等，谁是用人单位？如何维权？找谁索赔？能赔多少？都是“两眼一抹黑”。

　　本案中，当事人明明是在建筑工地工作时受伤，受伤事实也很清楚，理应属于“工伤”，但律师绕开“工伤”而选择以“人身损害”去维权，应该也是因劳动关系不清晰卡在了工伤认定上。

　　专业律师尚且如此，法律知识一片空白的农民工又能怎样？免费的法律援助不够条件，请正常收费的律师却因囊中羞涩而不能，最后只能无奈选择不用事前出钱但事后赔偿打折的风险代理。

　　倘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把诸如“工伤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等前提统统去掉，对劳动纠纷（争议）实行“零”门槛受理，本案当事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无奈之举”。让农民工维权一路绿灯，风险代理就会随之逐渐淡出劳动纠纷（争议）市场，高额律师费自然就“降”下去了。

　　（编辑：邓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