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是我家

叶瑞仁先生的工会故事

　　我是1933年出生的，惠阳县人，1951年3月到省总工会。省总工会在这60多年里发展变化很大。我是实践者，也是见证人。最初我是到省总工会教育工会，后来到省总文教部，从1951年到1953年10月份，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我名义上在教育工会，实际上为省总工会综合使用，1953年10月到1989年9月份之前都在省总组织部，最后在省财贸工会干到1994年初，在财贸工会主席职位上退下来。我在省总工会一共干了44年，从未离开过省总。我深深感受到，我是吃工会饭长大的，工会是我家。我工作在工会，生活在工会，谈恋爱、结婚、生小孩都在工会。单身汉的时候我从永安堂一楼住至五楼，后来搬到六楼。

　　我到省总的时候虚岁17岁，当时省总那些老前辈叫我“叶仔”。从1951年到1953年起，省总工会有“四个仔”：一个是“权仔”，财贸工会的杨伟权，他是1950年到工会的；一个是“老虎仔”郑康，1951年到工会，他身体好，健壮；另一个是“懵仔”梁积祥，1953年到工会；还有一个就是我“叶仔”。时至今日，我们已是“爷”字辈的人了，但省总那些离退休的老前辈们仍然昵称我们四人为某“仔”，我们不介意，还感到亲切。

　　到省总的时候我年纪小，文化理论水平低，没有什么经验，回忆起来笑话不少。我初到广州的时候，电话都不知道怎么打，不知道怎么才叫打通，什么是忙音；我上街办事坐公共汽车，经常坐反方向；我骑自行车不知道还有交通规则，因为小时候去过香港，就照香港的交通规则走，结果就被警察拦下来了，扣了我的车，还要写书面检讨。在教育工会当干事时，在三个人里面我最小，一次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志拟好稿，我帮他抄正寄出去，结果把信寄错地方了，对方把信退回来我才发现。为此事我感到不安，自责了许久。还有一件事是关于转接团的组织关系问题。我是1950年初在惠阳淡水中心小学读六年级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我来省总时即向省总团支部书记黄宗权表明我是团员。黄问我有没有把团组织关系转来。这一问使我傻了眼，我不懂组织关系这回事，正因为这样，我离开淡水崇雅中学时，没有与学校团组织打招呼就直接来省总。后来我专程回家乡把组织关系转来省总。凡此种种，我认为都是初出茅庐的原因。此后我时刻提醒自己，今后处事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从此我下定决心，虚心向老前辈学习，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工会业务和政治理论，任劳任怨，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扫地、抹桌子、叠报纸、打开水，甚至倒痰盂。工作不分彼此，分内分外的都做，为的是以勤补拙，弥补自己的不足。正因为这样，引起老省总个别同事的误会。近年一位退休的老大姐还对我说：“叶仔，你来省总做勤杂时……”我不介意她的误解，向她简述了我到省总的经历和工作。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这几十年来，我在省总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在老前辈们的关心帮助下，一路走来，参加了省总开展的许多工作、活动，以及社会上开展的多项政治运动，进过各级干部学校学习。依我看来，在省总干部中我可能是参加工会工作、活动项目比较多的人之一。我在工会的主要经历大致是：

　　我第一次走出机关门是1951年7月份，参加了省总文教部利用暑假期间在解放北路迎宾馆后面百灵路知用中学举办省总工会文教干部学习班，组织全省各县市工会的文教干部和教育工会干部学习工会业务和布置开展扫盲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1951年10月省总工会与华南区海员工会在八旗二马路海员俱乐部联合举办华南区海员工会民主改革学习班，抽调内河航运系统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学习民主改革方针和任务。我去当办班工作人员。

　　1952年春节过后，省总工会派我到省公路运输工会与他们一起到广州市荔湾区丛桂路的广州市私营汽车第二联营社搞三反，然后又转为搞五反。后来把我们纳入广州市五反运动工作队，在那里搞了三个月左右。那是我参加工作三年来第一次走上群众舞台，给200多人的群众讲话。

　　1952年7月，省总工会派我和三、四个人在海珠区纺织路仲恺农校参加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华南团委、省妇联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速成识字法师资训练班”。教育厅出老师，工会、团委和妇联出干部，推广部队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促成识字法”，抽调各地的老师前来学习。由教育厅的老师给学员讲拼音，让他们回去之后开展扫盲工作，提高职工群众文化水平。

　　中南总工会（会址在武汉，当时中南区管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和武汉、广州六省、区二市）为了培养工人政治教学老师，从1952年9月份到1953年1月份，在武汉中南总工会干部学校举办了工人政治教员学习班，专门培养工人政治教师。我们省总工会从机关本身干部中抽出梁自玉、方权、我等约10人，另从市、县总工会及基层工会干部中选调了约20人，组成总共大概30人的队伍，前往武汉中南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学习内容是两大项，一项是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政治经济学。第二项是学习推广全国模范工厂五三厂经验。该厂当时在全国非常出名，他们党政工拧成一股绳，认真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家访，所有工作都做到家，非常人性化，例如工厂设有母婴专车，母婴喂乳室。当时我是第一次出省，听老师用方言性的普通话讲课很吃力。幸好，我组有文化、理论、听普通话水平比较高，接收能力比较强，记录比较快的梁自玉为我们解难。她利用课余时间为我们辅导，大家非常满意，收获良多。尽管如此，由于我文化、理论水平低，学习非常吃力，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公式让我很头痛，甚至偷偷哭起来。后来我狠下决心，加倍努力，刻苦学习，经常挑灯夜战，加班加点，以勤补拙，最后总评成绩还考到80多分。当时规定考到60分以上就取得工人政治教员资格，60分以下的只能当工人政治辅导员。在学习期间，我还被推荐去观看苏军红旗歌舞团在珞珈山的演出活动。在班里我担任团小组长，并在此参加了工会组织，成为一名工会会员。这是当时省总干部中首批加入工会的人（当时省总尚未成立机关工会）。

　　从武汉回来后不久，省总工会正式建立干部学校，校址就在现在黄华路省委党校里。干校有较健全的组织机构，设有校长、副校长和各科室负责人，下设三个班。干校将从中南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回来的人约10人分别安排在三个班进行教学和辅导工作，把我们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前来学习的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我和另外五人分配在三班，班主任由校部组织科长兼任，我任辅导组组长。这个班结束后，我又接到新任务，要我带领从中南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回来的同志去顺德糖厂，利用该厂停榨工人检修机器期间，组织工人上课，提高职工政治思想觉悟。

　　1953年，我和成意解一起跟随省总工会副主席陈能兴，赴三水慰问北江大堤筑堤工人。当时还请了广西一个文工团作慰问演出。

　　1954年，省总工会为了加大力度，广泛深入地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推广五三工厂经验，组织了一个以副主席郭永明为首，一个副部长、两个科长、七个一般干部组成的庞大工作组，到顺德糖厂蹲点历时大概三个月。当时带队的郭永明副主席对这次蹲点极为重视，决心很大，力求创造出一些经验。一些事例充分说明他的决心和收到的效果。他认为省总召开的常委会或其他会议不太重要就不参加；一位副部长蹲点期间，经常阅读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严格批评了这位副部长，并提出限时段让他把小说看完，以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当时与我们一起蹲点的还有一位中南作家协会会员、广东著名作家于蓬，也在顺德糖厂体验生活。蹲点期间我曾跟班劳动。我跟了一次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的班，下班后要和工人一起睡。工人给我一床被子，那被子是成团的，摆不开撑不直，后来才告诉我说是鸭绒被。因为我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把最好的被子给我盖了。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感触良多。

　　顺德这个点，引起广东媒体的高度关注。《南方日报》不时刊登顺德糖厂的动态，特别在当年五、六月间，该报发表了由我们工作组一位姓袁的同志写的顺德糖厂劳动竞赛《是竞赛不是竞争》的长篇文章，后来《南方日报》又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人民日报》，该报也刊登了。蹲点结束，工作组全面总结了顺德糖厂学习五三工厂，广泛深入开展劳动竞赛的经验。紧接着省总召开全省工会工作经验交流会。一时间，全省各级工会掀起学习和推广顺德糖厂经验的热潮。

　　1954年9、10月间，省总工会派我和另两个人，到番禺市头糖厂帮助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劳动竞赛，开展“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帮助他们建立健全劳动竞赛奖励条例。当时广东有顺德、市头、揭阳、东莞、紫坭五大糖厂。因为省总各部门经常到糖厂开展工作的缘故，有人戏称是“糖厂工会”。

　　1955年上半年省总工会机关开展肃反运动。后来省总工会又组织一个七、八人的工作组，由副主席郭永明带队到第一工人疗养院搞肃反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组。同年底，领导派我到东北三省调查。时值寒冷季节，大雪纷飞，下雪下到齐膝盖了。我只穿着一件棉大衣，戴一顶小棉帽，穿着棉鞋，但是没有棉裤。那时还年轻，顶得住。我到抚顺大伙房水库一监狱调查的时候，据说末代皇帝溥仪也在那里改造。

　　肃反结束，紧接着省总又派我及另两个同志到江门糖机厂帮助工会组织职工群众深入开展劳动竞赛，健全劳动竞赛奖励条例。在此期间恰逢旧版人民币要换新人民币，我们就在江门听了换人民币的报告。

　　1956年初，全总在北京召开组工会议，会议内容是全总要在全国工会组织范围内实行换发新工会会员证。我参加了此会。会上全总组织部负责人讲了换发新工会会员证的意义及大致做法，并给与会代表发了新工会会员证样板。我回来后不久，大概是同年三、四月间，省总组织部在省总干校举办了一期组织工作干部学习班，抽调各级工会搞组织工作的干部前来学习。学习内容除工会组织工作基本业务知识外，主要学习换发新工会会员证的意义及大致做法，由我主讲。学习班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汕头市总王敬允（后来任市总副主席）任组织委员。学习班结合不久，大概是五月份，我到湛江市与市总组织部商议，选择了该市医药行业作为换发新工会会员证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市推开。

　　1958年参加大炼钢铁活动。省总六、七十人下放到阳江劳动锻炼。我们这些没下放的人就在广州怡乐路省总干校内一空地处，筑起土高炉子大炼钢铁。所谓大炼钢铁，就是收集一些破铜废铁，烧成结铁，再送去加工。当时劳动强度很大，我常用盐汽水片放在水里泡浸后饮用，喝了不少。后来二院新来的一批年轻护士也和我们一起大搞大炼钢铁活动。

　　1959年我和另一位同志跟随省总副主席李维、生活部部长郑永晖，参加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工作，李维任办公室副主任，在爱群大厦办公。我们曾下广州市街道调查城市人民公社办食堂的情况。那时候提倡“瓜菜代”，推广种植小球藻，我们还亲自尝了一下。

　　1961年初，我参加了由全总组织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团中央四个单位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前来广东对广东的资本家、小业主、小商、小贩混入共产党、工会、共青团的问题开展调查。他们回去后给中央写了报告，被中央批转各地执行。

　　1962年我参加省委工业检查团，由省总副主席陈能兴带队，到顺德糖厂了解榨糖情况，还到该县杏坛公社了解甘蔗生产情况。随后我还参加了另一次省委工业会议，这次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曾带领与会人员到广州市黄华路的远东电风扇厂参观，恰巧遇见后来调任广州市总工会主席的王文赞同志。他接见与会代表，介绍情况，引领代表参观。

　　同年下半年，我和黄健设跟随生产部长黎百松到湛江砖瓦厂了解工人的工资收入情况。当时我们住西营（现称霞山）市委招待所。在此期间，一天深夜曾有小偷光着膀子越墙进房子行窃，经我发现并大声呼喊，把小偷吓跑了，幸好未遭财物损失。从湛江回来不久，我和林少高又跟随劳保部长麦耀全到东莞道滘草席厂调查工人工资收入情况。

　　1964年初，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城市四清运动，并选择海珠区的新中国造船厂作为试点。省委从省委机关，省直厅局、部分市抽调了约30人的队伍，组成“省委新中国造船厂城市四清工作团”进驻该厂。团长由省委工业部一个副部长担任。省总工会派出麦耀全（劳保部长）、叶光（轻工业工会科长）、我和郑康四人参加。在那里我和郑康被调到团部办公室资料组里的简报组工作，这个组一共五人，由我负责。在这里干了一年多，直至1965年5月才离开。

　　1965年5月中下旬，我离开新中国造船厂不久，又跟随省总工会主席梁广、组织部科长杨生，以及另两位同志一起前往佛山，参加由刘田夫亲任团长的省委城市四清工作团总团工作。总团内设一整顿工会工作组，组长由梁主席担任。这期间我和三个同志经常去佛山开关厂、新光针织厂了解情况。在这里干了近三个月。

　　1968年12月25日，我们到韶关的广东省花坪“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这个干校学员来自省直机关党群线，包括省委组织部、港澳办、工青妇，还有佛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是深夜坐煤车到“五·七”干校的。在那里分了五个连，佛山知识青年在第五连，我们省总工会干部在第四连。当时叫“一锅端”，除了三、四个人作为留守组留在省总外，其他人从主席到炊事员全都下到干校，我的小孩也跟着下去念了半年书。我分配在专案班，负责调查了解干部。在干校的时候大家都在劳动，种菜、挑肥、修水利。我们下韶关那一年碰上据说是百年不遇最寒冷的一年，霜雪把大量树枝压断压倒，横卧公路，阻碍交通。我们在零下九度还光着脚修水利。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还是蛮愉快的，吃的也还可以。

　　我们到花坪“五·七”干校翌年，即196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广州市要干校派代表出席广州市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会。花坪五七干校选了3个人，一个是校部的副校长，另一个是一连学员，还有一个就是我。我们当时住在爱群大厦。出来之前，校部领导还接见了我们。

　　我在干校专案班待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干校总部把我调到校部政工组，也是搞专案工作，在这里就艰苦了。我和一个同志到外省调查，从1971年12月底出发，到1972年5月中旬才回来。这期间先后去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贵州、广西、河南、安徽等地。除了省城还下县、市和农村，条件非常艰苦。在这半年时间里，我才吃了三顿米饭，其余吃的都是馒头、窝窝头、高粱、小米，甚至还吃象浆糊一样的面汤，由于我来自农村，这种饮食我还是能适应。有一次出差到陕北榆林，我到小馆子吃饭，服务员给我一碗小米饭。饭里沙子太多，由于我曾经有过慢性胃炎就不敢吃。服务员以为我是南方人吃不惯小米。我说我是农村人什么饭都吃得惯，问题是这个小米饭里的沙子太多了。我问她还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她说只有豆芽，我也就吃了两碟每碟一毛钱的豆芽。由于出差时间太长，长时间没洗澡，加上所住旅店卫生条件差，我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来到安徽淮南煤矿时，这里开水供应充足，我把长虱子的衣物用开水浸泡，把虱子全都泡死了。回干校之后，我就专心整理材料，为他人做调查结论，这一干就干到干校结束。由于我较长时间做审查干部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四连专案班的时候还专门介绍过经验。谈到经验，俗话说熟能生巧，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出真知是千真万确的。我出差多，尤其是出差时间长，累积的票证多，回来报销就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按照行政、财务部门制定的报销格式，要将何月何日去什么地方，车、船、飞机、市内交通费、住宿费等多少钱，逐日逐项一一填写，有时还会遗失一些票证，报销要花上几天时间。这次不同了，我带上报销单出差，将每天的票证贴上，每日的支出填上，做到日日结算。所以，我返回干校次日就办完报销手续了。

　　“五·七”干校结束，安排分配干部去向，是政工组的主要任务。有些干部安排得不太妥当。有一位海员工会的干部分配到清远，分配不对口，他找我谈话，要我帮帮他，说他在海员工会干了几十年，把我调到别的单位不合适，把我调到清远航运局就好了。后来我就跟政工组的负责人说了，把他调到清远航运局。我是最晚离开干校的，1973年3月份才回来。

　　干校回来后，我和原省总的五、六个同志被分配到省委群众工作办公室工作，简称“群工办”。当时也在筹备召开省工会“五大”工作。这次代表大会选出来的省工会负责人还是原某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党组书记是老干部。两个月之后就把我们几个人调回省总，我返回省总组织部。开完省工会“五大”之后，工会运作比较正常。在这个过程中，省妇联和青年团也在筹备复办，我和另一位同志被抽去帮助他们搞筹备工作。之后不久就开始审查省总工会主席。当时省委派了一位常委坐镇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在这里举办学习班，批判、揭发省工会主席的错误。这期间，我又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到北京、天津和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调查了解他的问题。

　　1976或者77年，省总工会组织干部到番禺丁根村劳动，兴修水利。当时居住条件较差，大家因陋就简，铺稻草打地铺睡觉。当时省总去了两位副主席，其中一位就是关云，我正好睡在他身旁。我发现他闷闷不乐，总在抽烟，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他的儿子也在丁根劳动锻炼，他为儿子带了一包衣服，不知道怎样才能送交给儿子。我一听就说，我给你送。于是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边走边问路，骑了10多公里，终于把衣服送到他儿子手里。关主席非常感谢我。

　　70年代末我跟随副主席关云、宣传部长张东风、女工部副部长戴玉琼等六人，到江门甘化厂搞路线教育，搞了两个月左右。

　　1979或80年，省总派办公室主任欧锦和我等五人，到省委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工作干了约两个月。回来省总后不久，省总又在肇庆马鞍煤矿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会前省总工会组成六七个人的工作组，副主席关云和副秘书长崔洪带队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这期间我随关云参加一次跟班劳动，下到很深的矿井底下，帮工人铲煤、运煤。在工人休息时我们跟工人谈话，了解到工人们最缺乏的是肥皂。回来后我们给省政府写了个报告，省政府批给商业厅，解决了工人使用肥皂的问题。

　　1983年10月，全总在北京召开工会“十大”，省总派我等七人（其中组织部三人、办公室三人，另一人为广州市总秘书长）作为随团工作人员去北京。我从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广东代表团报到的时候，我力求尽快熟悉大部分代表，以便做好服务工作。赴京前我把代表按产业分门别类编好名单，另外将代表中哪些有慢性病和严重疾病的，哪些少数民族代表不吃猪肉或不吃牛肉的，哪些是劳动模范，把他们一一编列出来。然后把患有疾病和饮食有特殊需求的名单交大会医务组和膳食组，把来自不同产业和名人的名单交给中央有关部门。按照惯例，会议期间，中央有关部委都会召集自己系统的代表开座谈会，当他们来驻地接代表时，我就将名单交给来人，名单中还指定一位临时带队人。我们这些做法，曾获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全总派驻我团接待组的好评。

　　1993年广东省总召开工会代表会议，选举中国工会“十二大”代表。我作为省财贸界别的代表顺利当选，并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我是正式代表，但我仍然把自己当作团里工作人员。当时我是广东代表团其中一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刘秋容同志。

　　50年代我们这些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教育下成长。当时有很多干部必读的书，还有很多学习班，省总工会机关里头政治气氛比较浓厚，大家团结合作、互相关心、刻苦学习、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不讲价钱，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名利地位，确实做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一年发一两套衣服、发点零用钱买牙刷、毛巾等。当时也分等级的，主席吃小灶，科长和处长吃中灶，我们吃大灶。经常吃椰菜，里面有几片薄薄的猪肉，但是生活过得还是很愉快的。当时省总有三个同事因为子女多，生活比较困难，成为省总的困难户。省总每次讨论困难补助，几乎都是他们三个人，我们大家也都没意见，觉得应该是给他们的。

　　我工作了44年，平均11年提一级工资，平均11年提一次职务。刚开始是供给制，后来是低薪制，在实行的两次等级制中，前一次我评为八等一级，跟我相近时间参加工作的几个人也都是八等一级；后一次评为21级，改革开放取消等级前我是17级。1974年我提副科，1978年提正科，1983年提副处，1989年提正处。回顾参加工作初期，从未想过自己将来要当什么长，做什么官。当年我们年青，觉悟高，干劲足。我们到广州东山梅花村华南分局去开会听报告，每次往返都是走路过去的，有小凳子带小凳子，没小凳子带张报纸席地而坐，并一路高高兴兴地引吭高歌，高唱《歌唱祖国》、《幸福生活》（苏联电影中一首主题曲）。

　　在工会做了44年的工作，我体会到省总工会一贯坚持贯彻实践“一个依靠、三个面向、一个服务”。一个依靠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三个面向是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一个服务是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一个工会工作者、工会干部，作为工人的勤务员，我认为有没有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是否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的贴心人和知心朋友，这是衡量一个工会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

　　（内容摘自成立六十周年专题）